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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革开放40年,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一直是中国技术产业缩小与外国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。它诞生于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,用“以市场换技术”的权宜之计,给外汇和储蓄“双缺”、没钱买设备的中国提供了一个“没办法的办法”。而随着勤奋的中国在全世界惊诧的目光中,从拜师学艺的“小学徒”成长为可以平等合作的“合伙人”,当年的“老师傅”们却端起了架子、筑起了藩篱,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也在“自力更生”的舆论氛围中逐渐归于平静。

  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模式,都已经在中国技术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回顾这一经典模式的历史流变,不仅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题中之义,更因为这些故事本身,也包藏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镜鉴。

  异军突起的中国高铁

  中国高铁可谓是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模式的经典案例。

  2004年,铁道部启动了140列时速200公里动车组的招标采购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性动车组招标。世界上最好的四家高铁制造商闻风而动,德国西门子、法国阿尔斯通、日本川崎重工、加拿大庞巴迪都对这块大蛋糕虎视眈眈。

  针对这次至关重要的招标,铁道部采取了被称为“战略买家”的集中采购策略。“中国的办法是,我们自己铁板一块,让外商形成竞争的态势,这样我们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。”参与后期高铁技术谈判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吴俊勇这样说道。

  尤其是与西门子的博弈更被传为佳话。西门子公司2004年提出的3.9亿欧元的技术转让费,破天荒地被降到2005年的8000万欧元,这段传奇式的谈判被誉为当代国际商业谈判的经典。据《光明日报》报道,这个故事还在2008年被写入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课程教案。

  但是,得鱼容易,得渔难;引进容易,消化吸收难。怕的就是花费巨额技术转让费用,最后只导入了产品,却没引进技术,只有跟随复制的能力,却没有开发创新的能力。为了不吃这个亏,中国厂商在消化吸收外来技术方面,也有自己的制度创新。四方公司就设计出了一个“1∶2∶17三段论”的方法。意思是所有动车,按照1∶2∶17的比例,分三个阶段生产。

  第一阶段叫“他们干我们看”:车辆完全在国外工厂生产,国内企业派出员工到国外接受培训、参与组装。第二个阶段叫“我们干他们看”:散件从国外进口,然后由国内企业培训回来的员工在中国完成组装,国外技术专家从旁进行指导。第三个阶段叫“自己干”:中国员工独立完成全部生产流程,并逐步用国产零部件替换国外进口零部件。

  在这样的策略下,中国技术人员从合作外商那里学得非常快,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,以至于当时许多外媒惊呼中国“窃取”了外商的知识产权。对此,吴俊勇反驳道:“哪些技术对方可以转让,哪些必须保留,哪些转让到什么程度,合同里说得都非常明确。转让核心技术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,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就同意了合作,这是生意,不存在窃取。”

  就在这一过程中,脱胎于日、德、法技术的CRH2、CRH3和CRH5系列动车先后诞生。它们也共同实现了第一代中国高铁的历史使命:从引进到消化、吸收,还有零部件的国产化。但国产化不是自主化,国产化只代表在国内生产,却不代表能够自主设计,自主化的任务要靠第二代中国高铁来实现。

  2008年,依托“十一五”国家科技支撑计划,科技部积极介入中国高铁发展,与铁道部合作启动了“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”重大项目,协同全国各大高校、科研院所联合攻关。最终在2010年-2011年,自主研发出了新一代高速动车组CRH380系列(最高运营时速380公里),在牵引传动、网络控制等核心技术上进行了全面再创新,摆脱了引进技术源头方的控制,能够实现自由出口,完成了第二代中国高铁的使命。

  而第三代中国高铁的核心特征则是中国标准体系的建立,凭借自己修炼多年的强大内力,将之前从世界各国引进的技术融会贯通、冶于一炉,代表作品就是于2015年下线、2017年正式运营的CR400系列,它们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:“复兴号”。而中国高铁也像这个名字所寓意的一样,一步步驶向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。

  饱经沧桑的民用客机

  与中国高铁依靠“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”而大放异彩不同,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却在试图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备尝艰辛。在许多老航空人的叙述中,中国民航工业圆梦的历史,就像一部兜兜转转、砥砺前行,从弯路回到原点再出发的历史。